2026年3月25日下午,“蓉城曲艺荟”的成立聚集了李伯清、沈伐等曲艺名家与新秀代表,热闹场面背后,一个更冷静的问题正在酝酿:这个被称作“家”的新平台,真能解决曲艺传承的老问题吗?
据成都市曲艺家协会主席钟燕平介绍,“蓉城曲艺荟”重点推进三大方向:孵化具有艺术潜力的原创节目;建立“传、帮、带”青年人才培养机制;成为曲艺名家与新秀思想碰撞、艺术演出交流的核心纽带。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成都市曲艺家协会牵头设立的这个平台,被寄予厚望。
然而,所有人都必须面对一个冰凉的现实:在智能手机替代村头锣鼓的时代,曲艺艺术已从大众日常娱乐的“中心”退居“边缘”。这种生存状态,在民间传承中体现得尤为具体而微。
当“孵化节目”的承诺遭遇“原创剧本稀缺”的现实,一场关于内容生产的博弈悄然展开。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曲艺人才需掌握传统曲艺核心技能,深耕专业基本功。但“内容为王”的铁律从未改变,内容质量始终是决定传播效果、维系受众黏性的核心因素。然而,好的曲艺作品源头是有好剧本,好剧本一定离不开好的创作人才。这种供需错配,构成了第一个层面的挑战。
“蓉城曲艺荟”计划建立创作孵化机制,鼓励原创作品产出。成都市曲艺家协会副秘书长、“蓉城曲艺荟”负责人李良表示,将围绕“赏、学、研、创”四大功能板块进行内容规划。这能否形成真正的创作激励循环?是“雪中送炭”还是“隔靴搔痒”?答案需要时间来检验。
第二个承诺,“培养青年”,则直接面对“青年演员收入不稳与成长路径模糊”的行业困境。
即便在演出市场蓬勃发展的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64.04万场,票房收入616.55亿元——年轻曲艺演员的收入状况依然不容乐观。虽然上海曲艺演员中收入能达到每月8000到10000元左右的占30%左右,但从整体情况来说,年轻曲艺艺人收入相比同年龄段很多其他行业从业者仍然偏低。
“蓉城曲艺荟”计划开设“名家传艺”授课和“百姓戏台”公开课,推动曲艺普及教育;设立“曲艺新苗”研习班,挖掘培养青少年曲艺人才。这些举措能否为青年演员提供足够有吸引力的驻场演出机会?能否设计出合理的票房分成或津贴模式?关键在于,扶持机制能否形成可持续的“生计-艺术”良性循环,而非短期的输血。
第三个任务,“促进交流”,需要面对的是“代际艺术观念冲突与流派壁垒”的隐形鸿沟。
老艺术家与青年一代在审美、表演方式上的差异,以及不同曲种间的隔阂,往往比想象中更加深刻。李伯清在现场表示,“蓉城曲艺荟”的成立,可以把曲艺人才聚合在一起,互相交流、帮助、提高。他也期望不管未来走多远,大家能“不忘初心”。
平台计划让曲艺名家与新秀演出提供交流互鉴的机会,常态化推出驻场演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曲艺魅力。但真正的交流,需要超越表面的礼节性往来,进入艺术观念碰撞的深水区。这要求平台设计出能够激发真诚对话的研讨会、工作坊、联合演出机制,避免流于形式的“合影式交流”。
一端是如德云社、嘻哈包袱铺这样的市场化驱动型团体。德云社的团体运作中有一项是明令禁止的,那就是相声直播。郭德纲曾经说过:听相声是要回归剧场的。相声不是一个手机一台电脑一个补光灯就可以的满足的,是一个群体的艺术。而嘻哈包袱铺则在全国28个城市成功举办了商演,他们的演出广受欢迎,正在默默地大展宏图。
另一端则是依托体制支持的地方曲艺团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能获得更稳定的资源支持,但也可能面临市场化敏感度不足、决策效率较低的瓶颈。
“蓉城曲艺荟”呈现出的是一种混合型特征:既有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指导背景,又强调面向市场、服务市民的平台定位。它似乎在探索一条“有指导的市场化”新路。
这种模式的优势显而易见:资源起点较高,注重系统性规划,能够整合曲艺协会200余名会员、6位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十余位一级演员的资源。但潜在风险也同样存在:如何在体制支持与市场活力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确保决策机制既尊重艺术规律又具备市场应变能力?
当德云社入驻上海,引发关于“鲶鱼效应”的讨论时,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晓军将其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中观察。同理,“蓉城曲艺荟”的价值,也需要放在成都乃至四川曲艺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来评估。
第一个观察点是如何避免“体制内自娱自乐”的陷阱。这要求平台必须建立有效的观众反馈机制和票房考核机制,真正对接市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据李良介绍,未来将常态化推出驻场演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曲艺魅力。但关键在于,这些演出能否持续吸引观众买单?
市场输血与艺术造血之间的平衡策略至关重要。初期可能有政府购买服务或扶持资金,但长期来看,平台必须培育出能够自我造血的“产品”——即受市场欢迎的原创作品和演员阵容。这涉及到内容创新、营销推广、票务运营等一系列市场化能力的建设。
第二个观察点在于首批成果的“风向标”意义。平台首批孵化的作品质量如何?市场反响怎样?这将成为衡量平台成效的首要指标。同样,首批重点扶持的青年演员能否在平台上获得实质性成长?他们的去留选择、艺术成就,都将成为评估平台吸引力的关键维度。
对成都文化生活而言,“蓉城曲艺荟”若成功,可能为这座城市增添一个高质量、常态化的曲艺文化地标。它不仅是一个演出场所,更可能成为曲艺创作、教育、交流的生态节点,丰富市民的文化消费选择。
“蓉城曲艺荟”的揭牌,是一次充满希望的起点,也是一次面对真实困境的坦诚尝试。它的成败,不在于揭牌时的锣鼓有多响亮,而在于能否将三大承诺转化为扎实、可持续的成果。
在智能手机替代村头锣鼓的时代,在稳定但有限的扶持项目演出机会与更具不确定性却可能收入更高的零散市场之间,年轻的曲艺人面临着职业选择的普遍张力。
当一个平台试图为传统艺术寻找新出路时,我们不禁要问:振兴一门传统艺术,最重要的是出好作品,还是捧红明星演员,或者是培养年轻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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